编者按 今年以来，右翼候选人在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秘鲁的总统选举中先后胜出，延续了2025年右翼政党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洪都拉斯等国选举中“得势”的趋势。在拉美“前所未有地加速右转”的过程中，“唐罗主义”扮演了什么角色？又有哪些内部因素推动右翼上台？在拉美政治“钟摆效应”的常态下，这一次的“右转”浪潮是否会持续？带着这些问题，文汇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拉美研究中心秘书长金晓文。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3月26日在美再次出庭之际，委民众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集会，高喊口号声援马杜罗，谴责美国政府“单边司法”和“霸权主义”。\n 新华社发
文汇报：在当前拉美地区“右翼巩固、左翼退潮”的政治格局中，“唐罗主义”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金晓文：自去年12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后，美国加大了对拉美国家的干预力度。在拉美国家“左退右进”的政局变化中，美国至少发挥了三方面作用：
一是制造“寒蝉效应”。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强行掳走马杜罗总统夫妇并在美国对其进行非法“审判”。此后美国又不断升级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向巴西挥舞“关税大棒”，这一系列举措均直指拉美左翼政权，一定意义上强化了拉美右翼的民众基础。在拉美政治极化加剧的背景下，一部分中间选民更有可能选择亲美右翼候选人，以期换得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不至于因美国的无端干扰而影响本国发展。
二是直接干预拉美国家的选举。近两年来的拉美国家选举中，美国频频高调介入。例如，今年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特朗普总统直接背书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而在去年洪都拉斯总统选举中，特朗普也以威胁切断援助的方式明确支持右翼候选人阿斯富拉。在美国的支持下，一方面能够使拉美右翼选民的选票相对集中化，另一方面也会影响部分中间选民，最终有利于亲美右翼胜选。
三是推动拉美右翼的聚拢。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就开始向拉美渗透，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阿根廷总统米莱、智利总统卡斯特等右翼政治势力均积极参与其中，强化右翼之间的跨国网络。拉美国家因社会文化环境相似，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滚雪球效应”，而右翼之间的联合也能帮助右翼候选人交流经验、获取竞选资源，某种程度上助推了拉美政局的“右转”。
5月18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等待继续北上前往美墨边境的移民在临时避难所休息。新华社发
文汇报：如果把“唐罗主义”的推波助澜视作外部因素，那么决定拉美地区“政治钟摆”右移的内部因素又是什么？
金晓文：相对于美国因素的影响，拉美国家内部因素应当说是推动右翼上台的根本动因。此次拉美“政治钟摆”右移，与其说是拉美右翼“做对了什么”，倒不如说是拉美左翼“做错了什么”，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点：
首先，执政绩效是影响拉美左翼执政的首要问题。自2018年后，拉美又掀起了一股左翼上台执政的浪潮，相较于本世纪初左翼执政周期，此次左翼执政面临大国博弈加剧、新冠疫情暴发、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等一系列挑战，这也使执政问题逐渐暴露。左翼治国理政表现出的诸多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发展与安全两方面。在经济发展领域，拉美左翼执政期间经济增长乏力，贫困、失业、通胀等问题长期未得到有效解决，不仅未能满足民众的期待，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社会问题的发生。而在公共安全领域，近年来伴随着移民的大规模流动、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跃，社会治安问题变得愈发突出。左翼政府在应对社会治安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使右翼候选人提出的恢复社会秩序、通过“铁腕”手段解决治安问题等执政理念赢得选民的认可。
其次，拉美左翼内部分化助推右翼重新崛起。除了执政绩效影响外，部分拉美国家左翼力量的分化也稀释了选票的集中度。以玻利维亚为例，左翼“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出身的两位前总统莫拉莱斯和阿尔塞在大选前矛盾加剧，政党内部的政治斗争最终导致中右翼候选人帕斯当选总统，“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失去了近20年的执政地位。同样在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卸任总统后左翼力量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整合，这也使右翼候选人能够持续在大选中获胜。
此外，面对长期存续的腐败、治理失效、政治不稳定等问题，民众的求变心理也在不断积聚。民众或是选择德拉埃斯普列亚这样的政坛“局外人”以期寻找新路，或是选择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藤森庆子这样具有历史传承的候选人以期重塑预期，政权更迭也就成为民众重建新希望的方式。
秘鲁6月7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 新华社发
文汇报：这些拉美国家“右转”的“路数”是否相同？在经济、社会与外交领域具备哪些共性和差异？
金晓文：由于拉美国家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相似性，这些新当选的拉美右翼候选人政见主张也有一定重合度。概而言之，至少有三方面的共性特征：
第一，在经济领域倾向自由市场与对外开放。相对于拉美左翼普遍注重社会再分配、提高社会福利、强调资源主权，拉美右翼更倾向于放松国家干预、主张市场化改革、吸引外国投资。例如，智利总统卡斯特提出精简公共部门、简化监管程序、放宽外国投资限制等政策，同阿根廷总统米莱推行的政策在理念上是一致的。
第二，在社会领域推崇用强硬手段重建社会秩序。拉美公共安全问题当前已成为民众关注的一大焦点，右翼候选人普遍在竞选时表态要用强硬手段加以应对。无论是智利总统卡斯特对皮诺切特军政权的欣赏，还是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扬言要在丛林中建十座超大型监狱，都体现了拉美右翼将应对国内安全形势恶化摆在了突出位置。
第三，在外交领域持有更鲜明的亲美立场。传统上拉美左翼更强调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拉美右翼更倾向于同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此轮选举中，这一特征并没有发生改变。几乎所有当选右翼总统均表达了加强同美国合作的愿望，这也预示着拉美对外政策存在着某种调整的可能。
当然，当选的右翼总统中又区分出玻利维亚帕斯、哥斯达黎加费尔南德斯等温和右翼，以及智利卡斯特、哥伦比亚德拉埃斯普列亚等极右翼，其根本区别在于对经济和社会政策所持有的激进态度。极右翼倾向于用相对激进的手段来解决经济社会问题，如信奉极端保守主义思想、不惜以超常规手段维护社会秩序等，这同温和右翼推崇的多元主义、法治等理念并不完全一致。不过，对于这些新当选的拉美右翼政权，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观其行”。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为了达到选票最大化的目标，往往政见主张的表达相对激进化。但在具体执政过程中，受到执政绩效、政党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其施政方略会更趋务实。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九届峰会9日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举行。会议呼吁拉共体各国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以应对美国滥征关税和移民政策所带来的挑战。\n 新华社发
文汇报：拉美“右转”浪潮下，原有区域多边机制将何去何从？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及地区自主发展会受到怎样的长期影响？
金晓文：拉美地区存在较多的区域多边机制，但并非所有的多边机制均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拉美走独立自主、区域联合之路。例如，以拉共体为代表的区域机制倡导地区团结合作、维护地区和平，但以所谓“美洲之盾”为代表的区域机制则以意识形态划界，推行“泛安全化”政策，本质上是在拉美制造分裂、强化美国对拉美的控制。
传统上拉美左翼更支持区域一体化，倡导走联合自强之路，而极右翼力量对区域一体化持怀疑态度，在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就宣布退出拉共体、南美洲国家联盟，拉美一体化进程陷入停滞。而此轮拉美“右转”更是伴随着美国大肆推行“唐罗主义”这一大背景，这不仅意味着拉美国家很难维持联合自强的道路，还可能有更多拉美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关键矿产联盟、“美洲之盾”等合作机制，打造排他性的区域机制，这将对拉美自主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拉美“右转”的背后，是政治极化、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日益加剧。今年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中）仅以约25万张选票胜选。新华社发
文汇报：从历史上看，左与右的“钟摆效应”是拉美政治常态。此次拉美“右转”浪潮是否具备可持续性？未来左翼是否会再度回归？其关键变量又是什么？
金晓文：从近年来拉美选举情况来看，拉美国家涌现出更多右翼上台执政只是选举政治下的一个结果，如果从选举政治的过程来看，相对于右翼回潮而言，更应看到拉美政治极化、政治碎片化的趋势在加剧。今年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右翼候选人仅以约25万张选票胜选；同样在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右翼候选人更是以0.27%的微弱优势险胜。而在议会中，左翼政党更是占据着重要地位，可以说左右翼正处于势均力敌的态势，如若无法展现出团结的姿态、高超的政治手段，右翼执政将面临较大挑战，左翼回归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实际上，影响左右翼上台执政的关键变量都是一致的，即执政绩效和政治凝聚力。拉美国家长期以来受到经济发展迟缓、收入分配不公、社会治安欠佳等问题的影响，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执政，民众均期待解决上述问题。然而，右翼注重经济增长却忽视收入分配，左翼注重提高社会福利却无法兼顾财政可持续性和经济效率，“求变”也就长期成为拉美民众重塑希望的方式。而无论是左右翼执政，又都容易受到腐败、政治分裂等问题的影响，这就导致左右翼来回摇摆成为一种常态。
从根本上说，真正关键的并不是左翼还是右翼执政，而是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惟有坚定走独立自主道路，深化务实合作，提升治理能力，拉美国家才能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实现持久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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